“这本书就是我的一个孩子。”
报社要开一个新栏目“好书诞生记”，几位编辑都不约而同地推荐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为此，记者前往拜访霍达，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注意到，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的双眼始终充满着慈爱。
“我孕育这本书的方式有点儿特别。”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本书还没有影子的时候，霍达就先给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穆斯林的葬礼”，然后用它不断地去激活一个“母亲”的激情和多年的生活积累。她自己为这个名字所感动，当她向周围的朋友和同事透露这个名字时，刚一出口，他们居然也个个激动不已。在这个名字的激发下，“书”中的人物、情节、氛围不断地在她胸中涌动。然后她把它们演绎成一个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讲给周围的朋友听，甚至对着录音机讲给自己听。每讲一遍，故事都会发生变化，就像那婴儿在一点点地成长。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奔涌的创作激情终于爆发出来。霍达回忆说，写作那段时间“简直是在做一场梦”，“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总是闯进梦中来，挡也挡不住。说也奇怪，那时做梦既能出来，又能进去，还能接着做。做完了梦，怎么也缓不过劲来，总把情绪带到家里，总把梦境当做现实。”每每写到生离死别的场面，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抚案痛哭。为此，她十分担心自己那患有心绞痛的心脏能否承受得住感情的一次次冲击。“我真担心我自己先她而去了，那可真是什么人都对不住了。”
从1987年春天开始，霍达几乎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花开花落两由之，两季未尝一窥园。来信不覆，来电话不接，来客人不见，吃饭也是敷衍了事，与家人说话半句都嫌太多，生怕破坏了那神圣而浓重的氛围。她的书房的北窗正对着人民大会堂，当每天清晨红霞满天，新一轮朝日喷薄欲出的时候，又挑灯夜战了一宿的她都会喃喃自语道：“我又迎来了东方红。”等太阳升高了，街上吵了，孩子上学去了，她才上床去睡一会儿。在如此投入的状态下，她每天至少能够写出8000字。“梦一样的日子”经历了5个多月，霍达的又一个“新生儿”——《穆斯林的葬礼》终于在1987年秋天呱呱坠地了。书稿摞起来居然将近一尺厚。霍达在将书稿交给编辑时，深情地说道：“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霍达成功了。1989年、1992年，《穆斯林的葬礼》两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1990年分获北京优秀文学作品奖和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奖，1991年获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并有英、法、日、阿拉伯、乌尔都等多种译本行世，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
“面对文学，我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我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霍达最后对记者说。
